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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桂林|谈谈吴作人先生

  碑文言短意远,足见这位画坛大师深厚的学养,如果没有他对古都文化的热爱,也是写不出来的。

  大约是1990年吧,吴作人先生因为什么事,到中国画研究院来小住几天。我因参与接待工作,有幸与大师有数日之缘。研究院搬迁到白塔庵新址后,这是吴先生第一次到研究院来住,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吧。因为形势的变化,此时的研究院,已经不是藻鉴堂时期的研究院了,辉煌过去,一片沉寂。

  吴先生是中国画研究院的建院元老,当年他与其他几位先生设想的研究院,不是办成又一个北京画院,而是要像一处类似水磨胡同时期“晚画会”那样的地方,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。当年研究院初办时期,不养吃财政饭的专业画家,都是工作人员,像李可染、黄胄等院领导在研究院也没编制。研究院定期邀请全国知名画家,来院创作、研究、交流。成果有目共睹,无偿为国家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,至今还享誉美术界。语曰时移则事异,到八十年代中期,商品经济大潮下,一切向钱看,没有名和利,画家谁还愿意来无私奉献呢,中国画研究院的沉寂也是必然的。进入新世纪,研究院已经同各地官办画院一样,以吃财政饭的体制内画家为主了,字号也变为中国国家画院。是耶非耶,这是后话,不说了。

  改革开放后,书画市场同资本联姻,画价炒上了天,体制内画家,成为最大的受益者。万般皆下品,唯有画画高,一墙之内两重天。新时期的新“大师”,手中再握有权力,有钱更有势。别的先不说,日常的接人待物态度上,他们面无表情,摆谱端架子。迎面碰到(当然是普通工作人员),他们往往冷眼斜视而过,视人如无物。对这样的“大师”,我都是退避三舍,敬而远之。不佞混迹画院三十多年,对此感触尤深。回想吴作人、李可染等老一辈大师,总是感到他们温厚的待人态度,古风可人。这除了天性外,我想也是修养学识厚重起的作用大,老一辈艺术家因为见得多,见得深,见得明,所以知道人品第一,能够领悟应该以恕道待人。

  吴作人先生住处离研究院很近,对这一带都很熟悉。鄙人末学浅识,对老北京文化素有兴趣,很乐闻故老典实,能亲聆吴作人先生讲一些掌故逸闻,自是缘分匪浅。中国国家画院现址,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在白塔庵故址上建成的。院内仅存的白塔庵古塔,见证了这一带的沧桑兴衰。在画院附近,还有一些古老的地名,如花园村、老虎庙、昌运宫和三虎桥等。每一个地名,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,历史悠久,令人遐想。中国画研究院筹备之初,在备选的院址中,白塔庵院址就是吴作人先生推荐的。他说,当年这座古塔已经很残破,塔身开裂,基座崩塌,杂草丛生。因不忍见其荒弃,所以提议新研究院建在这里。最终吴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,古白塔庵塔获得了很好的保护,如今已成为国家画院标志性景观,这又是一段珍贵的现代艺林掌故。关于白塔庵塔的历史,我曾写有专文,这里就不再多说了。

  记得吴作人先生从白塔庵,还牵连说到周边的昌运宫、三虎桥的掌故逸闻。明人笔记《宛署杂记》中就已有“三虎桥”的记载,可谓历史悠久。清乾隆年的《日下旧闻考》说“神虎桥,三虎今尚存”,神虎桥即三虎桥。清代大诗人查慎行有《三虎桥》诗,讲述了风雨交加之夜过三虎桥的惊心动魄,和神虎的威猛。古人造桥,讲究些的多在护栏板的两头,各设置一对石兽,起支撑栏板和装饰作用。常用有石狮、石象、石虎等为吉祥物。这三虎桥上原有四只石虎,不知何时遗失一只,于是就有了“一天夜里,一只神虎到处游玩,未曾归位”的传说。只可惜,这座十足古董级的古桥,经历了五百多年风雨,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扩建紫竹院路时,因为古桥不中用了,被拆毁换了新的。只留下“三虎桥”地名,供人凭吊。吴作人先生是这一带的老住户,他是亲眼见过这座古桥的。记得在说到三虎桥那个跑丢神虎的传说时,他还开玩笑说,那只老虎没跑多远,现在还蹲在全总干校里,不信你去看看。人们都说吴作人先生出语幽默,于此可见一斑。

  吴作人先生晚年久居的花园村,这也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地名了。据说早在元代,这里曾有一座私家园林,明末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,“出阜成门南十里,花园村,古花园,其后村,今平畴也”。新中国建立后,才改变这里平畴郊野的景色。

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这里先后建起了全总干校和华侨公寓。谈到华侨公寓,也有一段掌故值得说说,五十年代末,为把华侨手中的外汇吸引到国内来消费,根据内外有别的政策,首先在上海建造一处对外销售的“华侨公寓”,当时被称为“新中国第一所外汇公寓”。 1962年,北京也照搬上海经验,在西郊花园村建造华侨公寓,面向华侨销售,有人称这是北京最早的商品住宅小区。当年这里远离市廛,环境幽静。“文革”时期,吴作人先生在水磨胡同的私宅,连同十张纸斋被没收充公,人下放干校学习。1972年,据说是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,吴先生回京为国画画,全家也由组织安排住进华侨公寓,从此在花园村度过了他的后半生,也为花园村古地名,续写了新的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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